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的辩论词句。
　　“还好，看来没有大伤。”外地学者拍打着自己衣服走回原地。
　　“关于淡化情节的问题……”本地学者立即就把中断的辩论接上了。
　　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人品与观念不能等量齐观，但无法阻止自己的耳朵在此后倾听那位外地学者的声音时感到的舒服。我还是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却体会到了一种舒服的不同意，就像同时体会到了一种不太舒服的同意。不久北京一家杂志要我为这场延续多年的争论作总结，我的观点也就由一端而趋向于平正。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天的舒服终究是舒服，那天的不舒服终究是不舒服。
　　一场学术对峙的关键情节突发于街市瞬间，看似匪夷所思，却居然是事实。可惜，我们常常陷落在观念和理论里，很少遇到这种街市情景。这次遇到，纯属偶然。
　　　

书房

　　也会在书房里想起善良的问题。
　　抬头仰望书架最高处，那些创建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关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类原始伦理学的起点，而中国的孔子、孟子则把“仁”、“与人为善”作为全部学说的核心。几千年过去了，罗素通览了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后仍然以这样一句话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没有人反对这些论述，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响亮，甚至在文化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眼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流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感应篇》、《劝积阴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自身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种把所谓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身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几部经典性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感到有点为难，不知该不该让孩子们沉浸其间。都知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高明之处，但从头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荡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马蹄下的几茎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流于虎头蛇尾，一开头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机谋和残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爱，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感染。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深刻了那么久也没有深刻出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但是，这个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改革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进步都有根本性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爱众而亲仁”为起点的儒家学说，为什么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爱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强调“爱有差等”，把爱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强制性伦理体系中，情感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爱而已。及至近代学人为了摈弃这种礼教而引进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爱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吟咏的几句诗：
　　杀人盈野复盈城，
　　谁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举国皆沉醉，
　　何处千秋翰墨林？
　　这位盲诗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早早地双目失明，身体瘦弱，对他所熟悉的历史只能徒叹奈何，连叹息的声音也是那么喑哑而轻微。历史要求双目炯炯，要求粗壮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对陈寅恪先生的声音简直不屑一听。既然如此，历史学家只能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愿睁开，直到他默默地离开世界。
　　历史的这种要求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在他们近旁，民间书肆上的景象更让人寻味。《厚黑学》旧版新版一编再编，《驭人术》、《制胜术》、《糊涂学》、《诡辩学》、《计谋学》铺天盖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标记。偶尔看到几个书名似乎与善良有关，买回去一读却是在娓娓论述如何通过宽容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有时也讲爱心，但散发爱心的理由也在于回报。据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有原因和目的，爱是策略和手段，爱是一座桥，爱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庄园。
　　到底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得不讲目的，不问理由，不求回报，不看脸色，不耍手段，不论亲疏，不划界限，不计安危，不管形态？我们的书房不应对此轻率地关门。
　　　

寺庙

　　也许寺庙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与寺庙关系密切。儿时在乡间与寺庙的因缘已在文章中写过，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脚下，上大学靠近静安寺，后来又长期依傍着龙华寺，至于四处旅行，更无法割舍各个寺庙。永远是香火鼎盛，经诵悠扬，一脚踏入便是庄严佛门，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当今的多数朝佛者了，他们来到寺庙，大多是来祈求。祈求世间和平、众生安康吗？不，他们的目的非常具体，只求自己和亲属招财、晋升、出国、祛病、免灾。他们与其他朝佛者争抢着香台和蒲团，试图把有限的福分从别人手里争抢过来。他们抬头仰视佛像，一个劲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记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一位到处拜佛的长辈亲戚：“您确实相信菩萨能洞察一切？”
　　他说：“当然。”
　　我说：“那菩萨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气？”
　　他惊慌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又问：“菩萨应该是公正的吧？”
　　他说：“唔。”
　　我说：“如果菩萨对寺庙外面天天忙于劳作的众生不理不睬，只照顾几个有空来拜了几拜的人，那怎么说得上公正？”
　　玩笑归玩笑，但人们对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误会确实太大了，大到真会让这些宗教的创始人惊诧莫名。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义的漩涡里。前两年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人在传扬一种新的宗教派别，几位同事刚一参加就宣称，他们正在修炼金刚不坏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们一群。当时我就想，他们这个宗教派别虽然也不做什么坏事，但教徒们内心企盼的却是世界末日，这在总体上是个恶念。这样的恶念硬要与信仰联在一起，真是罪过。
　　多年来每次参与人山人海的佛教盛会，心里总产生深深的忧虑。这么多长途而来的朝拜者，带着现实生活中的苦厄困顿来到这里，很想获得一种精神救助，结果他们带走的并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对之大多不屑一顾，而文化本身又张罗不起这样盛大的仪式，这两厢失落实在让人感叹。
　　真不妨暂时搁置一下玄奥的理义，只让人们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为原则是护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我，即所谓“我执”。如果一切以我为中心，必然漠视众生，斤斤计较，仇仇相报，这便是种种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张从“我执”中解脱出来，走向喜乐圆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并不寻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体结果。这一点与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诚如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宗教精神时所说：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佛教中说得更为透彻。佛教把善看成一种经验实证，不像形而上的本体论那样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经》中有一则“箭喻经”，说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请教世间种种根本原理，佛陀说：你到这里来，是以为我会向你讲述这些原理吗？如果有一个人中了毒箭，痛苦难忍，我们难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寻找原因，调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制作材料吗？没等调查完，这人早就死了！
　　佛经中的这段话，使我回想起经历过的一件事。做学生时到乡间劳动，一位同学看到河边一个老太太艰于行走，差点失脚落水，便去搀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责，因为这个老太太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这件事情后来还作为一个教训上了简报，说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需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当时同学们就纳闷：如果早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是地主，难道一群年轻人就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调查回来再去搀扶，那还来得及吗？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已很荒唐，但人们只觉得荒唐在阶级斗争，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种自以为严谨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数百人在街头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观的丑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与不拔箭而要调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阶级成分，一脉相承。
　　如果一味地为善寻找原因和理由，寻找到最后一定会冥想出一种能够下达行善命令、统计行善记录、执掌行善回报的神灵。为了使回报预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轮回。许多普通信徒就是这样来看佛教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总觉得神的眼睛处处在盯着自己，于是检点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档案页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历，以便使后辈和下世获益。这就成了他们行善的原因和理由。这种想法无疑在历来的善恶争逐中起到过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义却相去甚远。正宗的佛教并不热心编制神话故事，它在神学层面上一直没有发达起来，它在道义行为上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正是它在宗教领域里显得特别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世间行为；慈悲就慈悲，这是一种不求因果的人间情怀。
　　佛教不讲行善的具体原因，却讲整体原因。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谓“缘起”。“缘起”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指具体爱憎之缘，而是指茫茫万象之缘。宇宙万象，世间万象，都是一种“因缘和合”，因此或兴或衰、或生或灭，都有远远近近的原因。《杂阿含经》所说的“有因有缘集世间”，就说明了这种世间组合的有序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与整体世间有关了，做一件善事就为世间积贮一种力，做一件恶事也为世间积贮一种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业力”。种种业力组合成世间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个生命环境的改善和圆满。这也就成了人们行善的整体原因。既然行善是为了改善世间的生命环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救护生命，即所谓“护生”。至此，佛教显现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为小缘只为大缘，不为自我只为整体，善良得盖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苍苍，被佛学大师准确地名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种境界，实在让人感动。
　　这种感动，不仅对于佛教，我在研习其它宗教经典时也曾一再产生，这里仅以佛教为例罢了。由此我想，人类在善良的问题上其实是有过大构建、大作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精神倒退。我们可以疏离佛教，批评佛教，却无法漠视它雄伟精致的精神构建。
　　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弥久弥新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信奉哪种宗教，耳边也时时会有晨钟暮鼓在鸣响。
　　　

旷野

　　街市和寺庙里拥挤着人群，书房里拥挤着书籍，为了摆脱拥挤，我们来到旷野。
　　拥挤是一种生命的奢侈，在奢侈中很难懂得珍惜。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也许他很少来到旷野。不是田园别墅、远郊牧场，而是渺无人烟的真正旷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前年夏天与贾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后再会合。一见面他就说：“我被震动了。”他说的是沙漠里的胡杨树。“没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终于枯死后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后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这是一种生命的震动，震动于它的顽强，又震动于它的孤独。正因为孤独，它才比较完整地证明了生命是什么。但这种证明也是自生自灭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尔经过。佛教把生命分为无情和有情两种，无情是胡杨树，有情是贾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总要定期到旷野里走走，去寻找和聆听那三千年的证言。
　　由此又想到历代的佛教旅行家。他们长年累月跋涉于旷野，说是去取经，而最大的经典便是有关生命的证言。我想在茫茫旷野里，他们对惜生护生、善良慈悲的体验比哪儿都要强烈。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另一个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联结起来，一起投向“同体大悲”。无论是法显、玄奘还是鉴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躯体把生命群落之间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实在是一种至情至爱的精神实践。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见他把“仁”的第一义定之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了，而当我追寻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迹，便大致有所领悟。只有通，才有一种博大的仁爱；仁爱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爱。
　　但是，当旅行家们为了关爱生命而在旷野间跋涉的时候，又必须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还在祈祷生命，这种发生在旷野里的故事大多随风飘散、亘古不知，而偶有传闻则总会把忙于世俗的众生惊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余纯顺在独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后葬身罗布泊，消息传来，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无形杠杆立即架设起来了，杠杆的一端是一个孤独的生命，另一端则是这个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这条杠杆轻轻一撬竟然深切感应，一个小小的遗物展览成天人如潮涌。当时我站在一边曾经困惑：按照这座城市历来极其讲究实利估算的思维逻辑，余纯顺没有做出任何实利贡献，展览中的零星物件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他们这是怎么了，一时间全都变得痴痴迷迷？我想这只能归因于生命信号的深层秘密。
　　前不久在报章间读到一则神奇的新闻，说一支探险队专程经过罗布泊余纯顺的墓边，居然发现余纯顺的遗体已经失踪。探险队员们觉得不可思议：余纯顺一无财物，何方神圣会对他几乎被高温烤焦了的遗体发生兴趣？如果是盗贼，那他们也必定是敢于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险家，但又怎么运出遗体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总与生命和旷野有关。我们对生命知之甚少，对旷野所知更微，在近乎无知的情况下，怎能把谜底一一猜测出来？猜测遗体为什么会失踪，就像猜测法显为什么能通过，玄奘为什么能回来，胡杨树为什么能挺拔三千年。难怪连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只要深入地探视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情怀；科学家至多能证明它们怎么样，但却很难解答为什么会这么样，剩下的只有惊叹和敬畏。
　　敬畏生命必然慈悲。试想我们天天嫉妒和轻视的对象，也同样是天地间奇迹般的造化，居然与我们存活于同时同地，又同路同行，实在是太大的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这种说法不仅毫不夸张，在我看来还说得不够。请看辽阔的旷野连一点生命的踪迹都找不到，等一只飞鸟都要等上多少年，而要在宇宙间寻找生命，一开口就是多少光年，以光的速度搜索千年万年还未曾搜索到一点依稀的痕迹，我们只修个区区百年竟然能遇到与我们精确对应的生灵同船共欢？万般珍惜还来不及呢，怎舍得互相糟践！为了阻止糟践，我们有时也要高声断喝，甚至施行惩罚，但这全然是出于对生命群体的慈悲。
　　前些天又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升空，去寻找太空间的反物质和暗物质。课题非常艰深，发射的时间又是中国的清晨，但老老少少都早早起床，坐在电视机前仔细观看。只听一位科学家在说，太阳迟早要膨胀，势必把地球也裹挟在里边，因此人类总得搬家，能够搬到哪里现在还一无所知。
　　如此说来，人类也就是宇宙间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宇宙是我们的旷野，我们是宇宙间的法显和玄奘，或者是个余纯顺，但我们的身影比蚁蝼还要细微万倍。曾听到过《出埃及记》那悲怆的歌声，简薄的行囊，粗粝的衣履，苍凉的目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这样的长途间，我们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关爱，还能做什么呢？
　　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
　　我们因此而还能跋涉，因此而还有喜乐，因此而还叫人类。
　　既叹行路难，又作逍遥游；身寄星云，爱及八荒；虽然微若蚁蝼，却也圆融安详——能够如此，善的境界也就成了美的境界。